為什么公立學校里有這么多“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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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 :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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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3000字，閱讀約需6分鐘 來源：秉燭雜話 工作考核，是管理中必然存在的一個環節；特定文化與社會背景下的體制內，必定彌漫“高控”管理模式與“求穩”心態。 前幾天，我在文章那些在乎小紅花的年輕人———從河南女教師事件說起······中以同齡人的身份分析了以這位女老師為代表的年輕人群體。但不可回避的是，為什么學校里有很多與教學無關的工作呢？ 幾年前，就有教育專家撰文呼吁減少各種迎檢，“還師生一個安靜的校園”；此次悲劇后，“老師什么時候才能安安心心教書育人呢？”的呼聲又壯大了起來。 為什么公立學校要有這么多“雜事”？為什么教學已經成了老師的副業？這要從這個體制開始分析。 “體制內工作”， 到底是什么工作 隨著城市與國家的出現，管理者，是必不可少的一個群體。而為了管理的順利進行，管理者的內部又開始不斷細化。隨著時間推移，這些管理者又有許多分工，有的是進行統籌的領導者，有的是負責具體事務的辦事員。 在這個管理系統的完善過程中，管理者要聘用一些技術人員為人們提供低價甚至免費的服務，最典型的就是醫療與教育———于是醫生與教師也進入這個系統。此外，也有一些或者重要、或者前期投入巨大的行業需要管理者的投入與保障，如銀行、石油、公交地鐵等。 這群人因為要依賴國 家 財 政生活，所以收入不可能特別高。為了讓這些人安心工作，就要給他們一個保證，最典型的就是超級長的任期，不會隨便辭退———這個保障在我國，就是“編制”。 現代國家基本都要沿著這個模式運行，對應到我國，這群管理者就是各種“長”，辦事者就是各種辦事員，再加上醫生與教師的這群人，就是通常講的“公務員”與“事業編”；銀行、石油、公交地鐵這些有管理者參與的行業，則是通常講的“國有企業”。以上，就是大家講的“體制內”。 因此，體制內工作存在的意義是維持國家的正常運行，為國家中的人提供服務。不過隨著外來的現代國家管理機制與我們固有的官 本 位文化融合，“體制內工作”才慢慢有了“體面”、“穩定”、“地位高”等特征。 形式主義 是體制內工作考核的一部分 只要工作，就必定存在各種形式的考核———制造行業的考核方式是看工人生產了多少商品；銷售行業的考核方式是看誰賣的東西最多；媒體看的是誰寫的文章多、誰的文章閱讀量大；律師看的是誰接的案子多、勝訴率高；就連科研界，都要看論文與專利。 考核，可以是靈活的，也可以是死板的；考核的主體大多是上級和甲方，但有時也是消費者（如自由職業）。 各種類型的工作考核能激發勞動者的熱情，也能讓管理者了解孰優孰劣、調整管理方式。甚至可以說，人類社會，就是在成千上萬勞動者的智慧下前進的。 與上述工作不同的是，體制內工作不會產生直接收益、無法直接量化，那么該怎么考核呢？ 最客觀的方法是綜合各種因素、長時間審慎地考核。比如對某管理者管理期間進行大量走訪調查，跟蹤各種數據，最后形成報告———這個方法很不錯，但就是無法落到實際。 不能完全放手（后面會具體分析為什么不能放手甚至要牢牢把控）、無法客觀評估，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查驗各種可見的工作成果了。具體到體制內，就是這些： 查產出。如看某地的GDP排名、看學校的考試成績———這就造成了只看結果，無論過程的工作模式，到了學校中，就形成了大家都在批評的應試教育。 查過程性材料。對于一些無法量化的東西，就要有各種材料證明大家“做過”。以學校為例，延時服務政策推行后，怎么證明自己學校開展這些活動了呢？很簡單，檢查活動過程的記錄和照片。 一些情感態度價 值 觀方面的東西也無法量化，但需要考核，于是就產生了各種感想、各種反思、各種筆記小報······ 這些過程性材料，就是大家痛恨的形 式 主 義。但究其本質，形式 主義就是體制內的考核方式。 這時，就不由得祭出索爾仁尼琴這句名言： “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 同為技術崗位，與醫療不同的是，教育工作本身無法產生直接效益———醫院可以計算醫生治愈患者的數量，也可以計算重大科研突破。教學中沒有產品生產；同時教育工作的滯后性（學生長大成人參與社會勞動需要很長時間）也意味著無法直接進行考核。 因此，對教育工作的考核就圍繞兩個方面：一是直接產出，最典型的是考試成績；二是過程性材料，就是大家痛恨的迎 檢、整理檔案。 學校責任是隨著時間發展逐漸無限化的（具體原因在后文也有分析），這些越來越多、無法量化的工作到了教師那里，就變成了鋪天蓋地整理不完的檔案、做不完的留 痕、寫不完的公眾號和美篇······ 我們的文化傳統， 決定了高控制的管理模式 回顧歷史，我們的傳統就是一級一級，層層管控。休養生息只是暫時策略，金字塔式的、層級性的、事無巨細的管理模式，才貫穿始終。 諸侯各自為政的分封制結束于秦朝，一級級的郡縣制早在秦朝就已開始，戶口制度也在那時就得到落實。官員由科舉選拔，由皇帝派遣。對百姓的管理可以精確到鄉紳、十戶長———不僅要管理身體上的行為，還要管理腦子里的想法。 具體到家庭內部也是如此。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沒有長輩對晚輩的關懷，有的只是條條框框。“不孝”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罪名，“聽話”、“服從”是大家從小就開始的必修課。 所以，期望真正的無為而治，在這種文化傳統中是不現實的。層層管控，是各級安全感的來源。 學校工作中一部分雜事是高控制的傳統與人口高流動的現實碰撞的產物。現代社會，人們不再固守家鄉，而是四處流動。同時也不會在意基層工作人員的態度，古代社會“鄉長”、“十戶長”這種角色就變得可有可無。 這就為基層工作帶來麻煩：找不到人，找到人也可能不配合工作———在社區街道居委會工作的朋友應該有體會。 那怎么辦呢？ 學校，尤其是公立學校，是“鄉長”、“十戶長”的現代化形式。孩子們按照戶籍劃片入學，每一個孩子都對應父母兩個成年人———甚至還有爺爺奶奶姑姑伯伯。而且，對于學校老師安排的任務，大人們相對會認真對待一些。 所以，老師們就要負責許多本該街道居委會人員負責的任務（一線教師應該深有體會哈，這邊就不展開了）。 “不出事”是體制的行事原則， 即“求穩” 公立學校的另一部分雜事，則來源于“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求穩行事原則。 最近熱議的“消失的課間十分鐘”，就生動詮釋了這一原則———課間十分鐘消失，不是因為老師要拖堂，而是因為學校怕出安全事故。 契訶夫筆下的別什科夫的口頭禪，實際上是廣大體制內人員的內心獨白。“千萬別出什么亂子啊！”他們吶喊著，無視自然規律，無視客觀現實，“別出亂子”，就可以了。 許多和教學無關但是和學生有關的（特別是關于安全的）雜事就來源于此，一線教師，尤其是班主任老師估計體會無比深刻，這邊也不展開了。 我最喜歡秦暉教授對教育問題的一個論述：教育問題，不僅僅是教育問題。同理，教育上的雜事，不僅僅來自于教育本身，更來自我們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與思維慣性，來自于社會現實。 那么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還教育一個安靜的環境呢？ 如果寄希望于整體的變革，答案只能是無解。 但是，社會中的每個人，尤其是教師朋友們，如果我們把期待收回，理解這個系統的本質，可以配合，但不要假戲真做。也許在很久以后，會看到改變的曙光。 因為社會不是一個獨立于群體外的個體，文化不是獨立于社會的物件。所謂社會，就是群體中每個人的組合，所謂文化，就是群體中每個人行為模式的集合體。個人，就是這個社會與文化中的一個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