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象級文本少了嗎？《活著》何以“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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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 : 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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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一些文學作品，它們一度被國民廣泛傳閱，甚至成為了公共事件。然而在時間的長河中，有的漸漸被淹沒和遺忘，有的卻持續不斷地顯現。自2022年第一期開始，文學刊物《小說評論》開設了“重勘現象級文本”欄目，回顧改革開放以來曾經產生很大反響的文本。到最新一期，該欄目已涉及盧新華《傷痕》、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蘇童《妻妾成群》 、王小波《黃金時代》、王朔《頑主》、曹文軒《草房子》、陳忠實《白鹿原》、蔡智恒《第一次的親密接觸》、金庸武俠小說等作品。5月26日，一場“重勘現象級文本”的學術會議在南京舉行。《小說評論》主編楊輝聯想到三個關鍵詞——“重寫文學史”“重返八十年代”“重勘現象級文本”。“今天這個時代的純文學讀者流失嚴重。我們就此重新回顧改革開放四十年來那些擁有廣泛讀者群的文本，梳理與其相關的社會結構、思想文化、審美風尚，探究與反思純文學如何和普通讀者發生關系。”欄目主持人、南京師范大學教授何平說。（一）在主持欄目時，何平按年代擬定了這些篇目：《傷痕》《喬廠長上任記》《愛，是不能忘記的》《公開的情書》《人到中年》《陳奐生上城》《春之聲》《受戒》《芙蓉鎮》《人生》《平凡的世界》《高山下的花環》《美食家》《北方的河》《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今夜有暴風雪》《新星》《鐘鼓樓》《棋王》《爸爸爸》《天龍八部》《紅高粱》《窗外》《頑主》《妻妾成群》《我與地壇》《北京人在紐約》《活著》《白鹿原》《廢都》《黃金時代》《柏慧》《長恨歌》《我愛美元》《分享艱難》《塵埃落定》《草房子》《日光流年》《第一次的親密接觸》《青衣》《上海寶貝》《國畫》《三重門》《山楂樹之戀》《暗算》《狼圖騰》《明朝那些事》《石榴樹上結櫻桃》《三體》《小時代》《繁花》《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在何平看來，它們深深地嵌入時代中間，既保存了不同時代的文學記憶，也建立了文學史的演變邏輯。但也有問題冒出：各個時代的名篇，還有哪些依然是當下的“現象級文本”？近十年新出的作品里，又有哪些可以與“公共性”“社會性”“國民性”相關聯？很有意思，在一個不到30人的小型研討空間，學者們對于這些問題的認知就很不一致。比如復旦大學教授金理說到“我覺得近年的現象級文本有《三體》和《繁花》”，話音剛落，在場就有學者開始搖頭了——“《繁花》還是偏小眾了。”《三體》 （二）在豆瓣讀書TOP榜，我們會看到排在前十的中國當代文學僅有三部：《活著》《三體》《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如果再把范圍拉到前三十，還可以加上：《撒哈拉的故事》《天龍八部》《明朝那些事》《沉默的大多數》《平凡的世界》。豆瓣讀書TOP榜 幾位學者也在日常教學中留心現在的95后、00后在讀什么。“我的學生是00后，他們會在高中數學課上輪流讀《文城》。我問他們印象如何，他們的回答是——比起《活著》，余華進步了。”上海師范大學講師劉欣玥說，“今天如何量化大眾讀者意義上的現象級文本也很有挑戰性。我小學時會關注郭敬明是否還在中國暢銷榜的第一名，但現在的排行榜跟當年的排行榜已經不是一回事了。”每年上《中國當代文學史》之前，華東師范大學副教授項靜都會給學生做閱讀史調查，結果排在前三的作品非常穩定：《平凡的世界》《活著》《三體》，而且學生們最愿意分享讀后感的作品是《活著》。“相比《平凡的世界》，他們認為《活著》更真實，里面那種不斷失去的情感也和他們特別契合。”在她看來，發表于1992年《活著》在三十年后依然“活著”，一是符合今天的閱讀訴求，二是符合今天的情感訴求，“看豆瓣非常明顯，讀者評論小說，只有一小部分會談論里面的技術或思想，大部分是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入小說。而文學史上很多小說，它在學術思想史上可以‘復活’，但在今天的傳播上幾乎沒有可能，對于這樣的小說，我們讀它或者研究它的價值在哪里是學者需要做出回答的問題。”《活著》 （三）現象級文本，這個詞本身就帶有一絲神秘的氣息。《回答》《致橡樹》《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因一兩行詩句就在普通讀者中風行；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使得“陳景潤”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時代符號；盧新華的《傷痕》一時轟動校園，更推動當日報紙緊急加印。“成為現象”的后續也耐人尋味。《文藝報》編輯行超好奇，二十年前衛慧、棉棉等曾經爆了又忽然消失的寫作者，他們的寫作和生活狀態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還有一些“現象級”，有關文本，更有關作家本身。比如復旦大學博士后吳天舟研究的是“國民作家”汪曾祺。“特殊在于，汪曾祺作為一個現象，它不是靠一個文本制造出來的，而是一個不斷累積，漸漸發酵的過程。‘汪曾祺熱’并不完全屬于他當時的文學現場，這其中也存在一種滯后性。”汪曾祺的作品深受今天讀者喜愛江蘇省作協創研室副主任韓松剛直言，比起經典文學史文本，現象級文本形成的偶然性因素更多，就像一個人或者一本書的命運背后有各種各樣的隱秘力量。中國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相宜也認為，我們必須看到一個作品獲得現象級意義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以及文化與意義又是如何反過來為文本注入新的更長久的價值。 “這些文本研究雖然是個案研究，但背后有很強的沉淀性。”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徐剛表示，“重勘現象級文本”欄目其實是改革開放四十年社會主義文學經驗表達的整體呈現，它也讓我們看到了社會結構、思想文化、讀者風尚、國民審美的種種變遷。（四）雷蒙德·威廉斯在《漫長的革命》中寫到19世紀40年代是屬于狄更斯、勃朗特的文學黃金時代，然而這些今天看來閃閃發光的名字并不出現在那個時代的“最受歡迎書單”上。換言之，狄更斯、勃朗特的作品無疑是經典文本，但在當時或許也不屬于現象級文本。由此，金理特別思考了“現象級文本”和“經典文本”“文學史文本”之間的關系。“它們有交集，比如魯迅的作品。但我們感到棘手的是那些文學性和思想性可能欠佳，又難以忽視其影響力的作品，比如郭敬明的《小時代》。”他說，每次在課上談及《小時代》，課后總有學生反饋“我們都不是這樣讀這個人的”，“所以我們可能也需要為各種各樣的讀法‘平權’，看看大眾讀者是如何閱讀這些作品的。”在幾次面向公眾的文學活動中，項靜都會感到“自我懷疑”，“經常我覺得一部作品非常一般，但是讀者深受感動，談論起其中細節滔滔不絕。那一刻我會想，作品的思想性、學術性，似乎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北京大學副教授叢治辰也認為現象級文本研究與文學史研究需要有所區別。“我們對于現象級文本的選擇，很明顯還是經過文學史專業訓練的人做出來的。”他說，“現象級文本不僅僅是作者的事，也不是專業讀者或精英知識分子的事，它與生活、現實以及普通讀者發生關系。”“比起現象級文本，我更想討論現象級讀法。”華中師范大學副教授楊曉帆表示，借用羅蘭·巴特的概念，“重返”和“重勘”的區別就像“意趣”和“刺點”，前者偏重知識語境下的還原，后者試圖用語言描述新的感覺、創生新的主體。而從“文學現實的景觀”出發，《南方文壇》副主編曾攀還認為學界也需要注意那些被現象級文本遮蔽的景象和聲音，“當現象級文本似乎成為某種規定，它也會成為我們的一種偏見，影響我們對于整個文學現象和文學史的判斷。”《平凡的世界》 （五）在何平看來，重勘現象級文本，既要觀察作為現象級文本的“現象”，又要澄明現象之所以成為現象的幽暗之地，發現推動現象級文本“看不見的手”。金理發現，余秋雨、韓寒、劉慈欣、路遙、余華、蔡崇達，是機場/高鐵書店出現頻率最高的“中國當代文學面孔”。“還有此前余華去華師大引起轟動，一票難求。一位復旦新聞專業的同學做過小調查，那些排隊的同學未必看過余華的作品，但他們都在抖音等平臺上看過與余華相關的短視頻。”“今天任何東西如果不能在屏幕上呈現，那它的閱讀流通力幾乎為零。”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黃平說，“更重要的是，短視頻時代讀者的神經系統正在發生變化。不是讀者沒文化，而是他們對‘慢的東西’沒有耐心了。”他提到，討論“重勘現象級文本”，不妨參照“重寫文學史”與“重返80年代”。“重寫文學史”比較側重研究對象意義上的突破， “重返80年代”比較側重研究方法意義上的突破，二者有效征用了當時的純文學思潮或學科化思潮，取得了巨大的影響。“今天的‘重勘’如何穿透垂直化的項目制管理和封閉化的學術化管理障礙，重返公共空間，非常艱巨。”黃平表示，“可能我們需要發明一種地平線之外的新的文學評論。這種文學評論還面目模糊，但萬變不離其宗的是，文學評論和時代情緒要同頻共振，這是文學評論最終的影響力所在。”“我們對于現實的認知包括情感結構變了，我們認知世界方式也變了 ，我們必須建立新的方法論乃至世界觀。”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大先如是說。南京師范大學教授李瑋也形容，重勘現象級文本是通過重新勾勒文學立體地圖來實現一種參與。5月26日，“重勘現象級文本”學術會議在南京舉行。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圖 本次會議由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國家重點學科和《小說評論》雜志社主辦。何平透露，未來“重勘現象級文本”欄目還將考慮收入《回答》《致橡樹》《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等小說之外的文本。南京師范大學教授沈杏培提出現象級文本的篩選應該動態化，也可以考慮現象級影視文本如《狂飆》《瑯琊榜》等。《當代作家評論》編輯周榮認為納入的現象級文本需要考慮前后的連貫性和整體性，也不能太泛文本化。“無論如何，我們希望借助時間之河漂流著的浮標一樣的文本，進入到這四十余年流動的中國文學和它關聯的中國。”何平說。